吕艾

  他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前身），与贺敬之、谢晋、张瑞芳同学；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经历惊险曲折，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曾任鹤壁市政协副主席、鹤壁市文联主席的我市文学艺术奠基人之一——吕艾。

  提起吕艾，我市文学艺术界无人不知，他是鹤壁文学艺术的奠基人，特别在老文艺工作者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对于他早期的革命经历，大部分人了解不多。

与贺敬之合办壁报

  吕艾是山东菏泽人，1921年9月生，原名吕兆修，早期因工作需要，曾用名吕艾、吕雪、凡星、长缨等。

  他少时聪慧，抗战前就读于山东一所师范学校。1937年冬，日寇占领济南，他随山东流亡学校向大后方转移。学校先流亡到湖北，后又转到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六中），吕艾与师生一起步行约3000里，历时约4个月。

  在学校里，他和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诗人、歌剧《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等人加入了“挺进读书会”，读中外名著和进步书籍，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母亲》、《铁流》等，受到了进步思想教育，并与贺敬之合办《五丁》壁报，宣扬进步思想。

  这个壁报名字取自古代传说，诗歌的篇幅较大，大部分是贺敬之写的。1939年，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贺敬之准备办一个专刊，邀吕艾写了一首纪念长诗，这首诗在广大师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发高烧

贺敬之写诗慰问

  那年秋季连日阴雨，吕艾患了重感冒，高烧近40摄氏度，又无药可吃，数日卧床不起，时常望着窗外的芭蕉出神。贺敬之得知后，急忙赶来探望。为安慰吕艾，贺敬之还即兴写了一首短诗：

雨落着……

芭蕉叶上流着泪，

啊，兆修！

  当时学校位于四川梓潼县，左为潼江，右为长卿山，风景优美。几乎每天晚饭后，贺敬之都要邀吕艾等同学到江边公路上散步。散步时，贺敬之还将新写出的诗大声朗诵，让大家品评，或把自己的诗稿拿到同学中间传阅，互相切磋学习。在贺敬之的影响下，吕艾的创作与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1940年4月底，他与贺敬之等6位同学分3组奔赴延安。前2组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贺敬之来信说，国民党已在沿途设岗，重重封锁，道路已断，不能来了。吕艾接此信后，连连叹气，他痛惜一生最大的愿望未能实现。

再次痛惜失去赴延安的机会

  1940年夏，吕艾考入在重庆设立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前身）。他的老师和同学，大都是我国文艺界的佼佼者。当时已赫赫有名的电影导演、剧作家洪深是他的班主任；田汉、吴祖光、梁实秋、徐悲鸿、梅兰芳等都先后在该校担任过教师；蜚声文坛的话剧《雷雨》的作者曹禺（后担任中国文联主席），是他的任课老师；电影大师谢晋、凌子风、张瑞芳、陈怀皑、项堃是他的同学。刚到剧专时，吕艾在表演系学习，曾饰演过洪深导演、曹禺编剧的大型话剧《北京人》中的北京人。后来，他又被调到创作班。

  在上学期间，吕艾和一些进步青年始终与党保持联系，并寻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年底期终考试前，他突然接到党的指示，让他赶到梓潼，乘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延安。吕艾当即放弃考试，因买不起车票，只得步行，以每天步行100里的速度赶到梓潼。紧赶慢赶，但还是晚了一步，车已开走，未能去成，吕艾只好返回学校，再次痛惜失去赴延安的机会。

组织进步青年活动小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学生进行清理，吕艾被借故开除。1942年秋，吕艾第二次考入国立剧专。在学校，吕艾同进步同学组织了“进步青年活动小组”，发展进步学生，扩大革命阵营。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切活动只能秘密进行，还得高度警惕。学生里也有国民党眼线、三青团组织，经常跟踪盯梢，监视进步学生，一旦被他们发觉，不是杀头就是坐牢。当时蒋介石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小册子，内容甚为反动。我党为了揭露批判该书，便出版了一本《评〈中国之命运〉》，在进步学生中秘密传看。为了避免暴露，大家读此书时，外面都要裹个《中国之命运》的封皮。有一次，吕艾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评〈中国之命运〉》，一个三青团分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兆修，这么用心，在看什么书啊？”吕艾晃了晃书皮，神情镇定地说：“看的是《中国之命运》。等我看过了，借给你看。”那人挥挥手，“我看过了”，转身离去。

当时他们读的进步书籍，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新华日报》副总编刘光给的。这些书藏在校内孔庙的塑像后面，换书都是在凌晨四五点钟，读书也只能在野外、城墙根等偏僻地方。同学们传递进步书籍时，也多在校园内、操场上或南城墙边。大家一见面，便手疾眼快地把书递交过去，然后若无其事地背向而去，俨若陌路之人。“进步青年活动小组”在短短时间里，发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壮大了革命阵营，后有17人到了解放区，投奔革命队伍。

假扮夫妻投奔解放区

  就在吕艾临毕业时，接到上级指示，说去中原解放区的路通了。吕艾一行四人先到重庆，刘光交代了接头暗号，每人发给一张通行证，要以重庆小职员的身份，乔装打扮上路。吕艾一看这个“离境证”，光警察局和警察分局的大印就盖了9个，可见当时党组织办出境手续不易。

一路上，他们装作互不认识。因为船上有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他们得处处小心，生怕露出破绽。一旦败露，杀头坐牢事小，组织上开辟的这条通往解放区的秘密通道就会断绝。他们是首批投奔解放区的先遣人员，上级给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先蹚蹚路，如果顺利，后面还有很多人要顺着这条路往解放区。

  快到解放区接头地点时，四人互使眼色，借故先后离开。吕艾把行李交给一个特务说：“我肚子不舒服，不想吃大米，你给我看一下行李，我去那边买一碗面条。”特务不知是计，点头应允。吕艾三绕两拐，甩掉了尾巴，一路狂奔来到约定地点。随后，吕艾把沿途情况通过我电台告诉刘光，后来有300多名学生和青年经这条道路来到解放区。

在往解放区时，领导还交给吕艾一个任务，让他把十三旅某团长的爱人刘玉荷带到华北局。刘是共产党员，还是个孕妇。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让他俩假扮夫妻。吕艾套上半旧的西装，扮作教授；刘穿上旗袍，扮成太太，就同路北上了。

到信阳火车站，吕艾发现刘玉荷拿的是个红包袱，觉得与她的身份不符，就忙把她拉到僻静处，让她处理一下。她解开包袱，吕艾一看，大吃一惊：他俩假扮夫妻应付盘查的对策原稿还在里面。他急忙跑到厕所，在红包袱上缠上一块砖，扔进粪池，这才上了火车。由于天热，刘不习惯穿旗袍，一直提起来走路。吕艾就悄悄提醒她：“注意身份。”因时刻警惕，他们才没出事。到新乡后，国民党宪兵上车检查，大声呵斥道：“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不是新四军、共产党？”吕艾沉着冷静，回道：“我原在重庆教书，因北平高薪诚聘，我是携夫人去北平的。”宪兵又问：“有护照吗？”“有。”吕艾大模大样地把护照亮出来。宪兵一看证件上有教授二字，忙点头哈腰，表示歉意。就这样，吕艾与刘玉荷这对假夫妻经信阳、郑州，最后到达解放区邯郸。

任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团长兼编导

  1945年5月，吕艾来到中原解放区，任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文工队编导、冀鲁豫边区文联剧委会副主任。1946年10月，他到冀鲁豫边区工作。1947年1月，他又到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工作，担任团长兼编导。

1946年冬，吕艾创作了中型话剧《蒋介石夜梦袁世凯》，发表在1946年《平原文艺》上。1947年秋，他创作了话剧《变天账》，该剧演出后受到群众欢迎，并获冀鲁豫边区党委颁发的一等奖，剧本由冀鲁豫书店出版发行。

1948年1月，吕艾与周雁如创作了大型话剧《吕堤事件》，此剧是冀鲁豫文工团自己创作的第一个大型话剧。该剧由冀鲁豫文工团、冀南文工团在冀鲁豫一带分别巡回演出，轰动一时。演出中观众被感人的情节所打动，台下经常是哭声一片，自发地喊出“打倒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边区党委、行署对该剧给予高度评价，剧本由冀鲁豫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还被选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冀鲁豫文学作品选》。

我市文学艺术的奠基人

  鹤壁1957年建市后，吕艾曾任市第一届文联主席。1964年，由吕艾等编剧、牛得草等主演、市豫剧团演出的大型现代豫剧《煤城双鹰》参加河南省现代戏会演，受到广泛好评，被评为全省五个好戏之一。《河南日报》专门发表评论称赞该剧。

“文革”中，吕艾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庞村“五七”干校，后又到市耐火材料厂当了一名翻砂工，用拿了大半辈子笔的手去倒铁水。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恢复了艺术青春。

吕艾痴迷文学，创作勤奋，一生写出了大量剧本和诗歌，晚年仍笔耕不辍，坚持写作。因手颤抖不能在桌子上写，他就在膝盖上写，历时两年，终于写出长篇小说《山东大汉》。

吕艾在担任鹤壁市文联主席期间，把我市的各项文艺创作和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他多次请省内外名作家、名画家、书法家、戏剧家来我市讲学，并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受到市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赞扬。

吕艾还是一位“伯乐”，善于发现人才。我市有一位业余作者，因写诗在省内外有了影响，被吕艾看好，没等他大学毕业，就向市委破格举荐其担任市文联副主席。有一位工人，在河南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吕艾就把他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当编辑。他所发现、指教、帮助过的文学作者，已成为我市文艺界的佼佼者。

2003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为新中国、为我市的文化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吕艾同志停止了心跳，我市文学艺术界人士闻知无不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