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来说，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两会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

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自称天子，其实他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其中朝参又叫朝会。

朝会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

  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级别很高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正五品官员。朝会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了唐代，朝会每日或隔日举行，逐渐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会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要认真执行。

参加朝会、集议的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参加集议的人员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并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古代的朝会、集议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驻京大臣，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会的；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普通官员代表。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

  刘弗陵（汉昭帝）当皇帝时召开盐铁会议，便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他们看似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或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或富人的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并不低，要求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

古代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在集议上，议案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等了好几年，也未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至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地辩论。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良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了垄断。

  这次辩论表现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大碰撞，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历史文献《盐铁论》。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会和集议，还有一种谏议制度。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的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不同的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谏官拿出提案供皇帝决策时参考，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朝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的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谏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

白居易当谏官最窝囊

  到了唐代，谏议制度趋于成熟，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古代中国的谏官并不好当。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遇到开明的皇帝，谏官便很潇洒，连皇帝都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征、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谏官。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魏征所交的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谏官便不好当，或遭贬或丢官，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美其名曰——尸谏。如隋炀帝杨广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谏官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提案。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谏官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在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