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轰炸机。

  民政部近日公布的抗日英烈名单中，有两名苏联飞行员的名字引人注目，他们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成员马尔克·马尔琴科夫和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对于援华航空志愿队，我们较熟悉的是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岂不知早在“飞虎队”来华之前，苏联航空志愿队就参加了中国抗战，其贡献与“飞虎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介石请求苏联空军支援

  1937年春季，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聘请美国陆军航空兵退役军官陈纳德来华担任顾问。7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随即考察了中国空军的情况。后来陈纳德告诉宋美龄，当时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够起飞战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员不超过600人。抗战爆发后，原本就相当薄弱的中国空军经过战争的磨砺，可用飞机只剩30余架，而当时日本空军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数量远超中国，取得了完全制空权。

当时西方诸国均以“严守中立”的名义，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美日矛盾也不突出，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是孤立无援，只有与中国接壤的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所以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援华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唯有向苏联求援。

1937年8月下旬，中苏签订了《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宣称将提供给中国数亿美元的贷款和军购。8月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一次长谈，蒋介石表示国民政府决不对日妥协，要求苏方“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同时请苏联派遣人员帮助训练中国空军。苏联政府同意以志愿队的名义给中国提供战机和飞行员，帮助中国抗日。

蒋介石随即电告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fú），请他与苏方洽商“飞机交涉”，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型轰炸机100架”。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密电中再次提及空军援助事宜：“尤其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型轰炸机不足10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请先将所商允之轰炸机与发动机尽先借给，速运来华。”斯大林很快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1937年9月开始运送第一批飞机来中国，随后又选拔大批飞行员和航空地勤人员，以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名义来华。

屡建奇功的苏联航空志愿队

  在华期间，苏联航空志愿队这支抗日外援屡建奇功，重创日军，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38年奇袭日军台北松山空军基地。

1938年2月，航空志愿队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台北松山日军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组装，他决定发动偷袭。袭击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轰炸机，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轰炸机。2月23日凌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据当时的飞行纪录记载：“所有飞行员一反节假日的习惯——起床很早。需要再次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确定航线和目标，雷恰戈夫这才允许起飞。要特别强调的是，航线是严格保密的，中国勤务人员也不知道。拂晓我们就飞临台湾海峡闪光的水波上空。我们没有氧气设备，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

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这次奇袭非常成功，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后，突然开火，日军毫无防备，乱作一团。这次袭击共投弹280枚，炸毁敌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松山机场完全陷入瘫痪。

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回国，苏联航空志愿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浴血奋战4年有余，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来华参战，其中飞行员1091名，机械师、工程师等航空辅助人员2000余名。据国民政府统计，志愿队此间战绩辉煌：1937年12月击落91架，炸毁43架；1938年击落130架，炸毁136架；1939年击落33架，炸毁71架；1940年击落16架，炸毁14架；1941年击落5架；总计击落和炸毁敌机539架。

在此期间苏联还派遣日加列夫、雷恰戈夫等几十位航空专家，作为志愿队的组成人员，在兰州、伊犁、成都等地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空学校。这些苏联专家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为中国培训了大批优秀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在华期间，先后有200多名苏军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本文开篇提到的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就是其中的代表。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航空志愿队飞行大队长，1939年6月来华，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率领苏联小伙子击毁了100多架敌机。1939年10月14日，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牺牲，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上校参谋陈嘉章与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有过交往，他在回忆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大队长率队在武汉上空同德国法西斯提供给日本的米式战斗机展开了生死搏斗。据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射手说，在这次战斗中击落敌机6架。战斗刚一开始，3架米式敌机就直扑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的领航机，射手对准猛扑的敌机开火，黑烟马上冒起来了，敌机翻滚下去了，但格里戈里·库里申科驾驶的领航机的左发动机被另一架敌机打中了。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用单发动机飞出重围，沿着扬子江飞到四川万县上空，机身失去了平衡，不能再继续前进。为了保持飞机完整不受损失，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将单发动机飞机，平衡地降落在扬子江上。轰炸员和射手脱下飞行衣，跳水游到岸上，但3个月来为中国人民抗日事业昼夜操劳的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大队长，再无力游到北岸了，扬子江的狂涛卷走了这位中国人民的战友。”

当时苏联援华人员的去向都是保密的，连家人也不知道。1950年代中期，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的女儿莫娜·库里申科在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学习，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一位中国同学有一次与莫娜·库里申科闲谈：“抗战期间有一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他的姓氏和你一样，名字叫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不是你的亲属？”在父亲牺牲十几年后，女儿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

苏联空军援华为何鲜为人知

在中国，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非常低调，对家人也保密，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二、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后一般不抛头露面，以1938年2月18日空战为例，战事结束后，中央社报道时只强调了我空军”将士建立奇功；《新华日报》同样没有提及苏联空军战士：“这几天来，武汉市面不论穷街僻巷，都在议论着18日我国空军击落敌机16架伟大胜利的情形。”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后就不需要伪装了，可以正面宣传。

三、苏联志愿队队员来华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航空志愿队队员普希金1938年3月来到汉口参战，他在回忆录《莫斯科——汉口》中提到：“我们在中国打仗都是用的假姓，例如机组人员用的是姓鸟’的名字：索洛金、拉斯多奇金、奥尔洛夫，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喜鹊、燕子和鹰。”

四、苏方的有意掩饰，使得援华航空志愿队的资料匮乏，存世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Z作战，除军事人员外，一些党务人员也一同派遣过来，为掩盖这些政工人员的身份，苏方采用“首席领航员”等多种头衔掩饰。

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航空志愿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1941年，苏日关系缓和，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德苏战争爆发，苏联借机停止了援华，并撤走了航空志愿队，这支部队从此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航空志愿队的内幕浮出水面。（据《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