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佚名《康熙出巡图》

  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同时，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

很多官员的“身边人”有劣迹

  所谓官员的“身边人”，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历史上，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的“身边人”有关。

公元273年的一天，负责吴国首都治安的司市中郎将陈声，抓获一个抢夺百姓财物的人，该人穿着讲究、态度傲慢，一问才知道是皇妃的手下。光天化日在天子脚下公然抢劫，若不整肃一番，就太不像话了，于是陈长官处决了抢劫犯。没想到“姬诉于吴主，吴主怒”，吴主孙皓找了个由头，用热锯子把陈声的头给锯断了，尸首分离。

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昵近小人”，纵容手下在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在江乘“夺人妻妾，略人子女”，他品德很差，还一度叛投北魏。对皇亲贵族一贯很包容的梁武帝曾经责问他：“难道你狼心不改，尽想干坏事、败坏国家大计吗？”于是，梁武帝把萧正德罢官、削爵，发配远方。但是，萧正德还没有到达发配地，梁武帝又赦免了他，还让他当官。萧正德根本就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最后豢养了一帮死士勾结侯景于公元548年反叛梁朝，自称皇帝。梁武帝如此姑息皇族，换来的却是亡国的恶果。后来，萧正德也被“朋友”侯景杀害。

明朝正统初年，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但是，对于这样的官二代，没人敢说话。一个在京为官的同乡叫王抑庵，回家休假时目睹了杨公子的行径，就把杨公子在家干的坏事都告诉了杨士奇。杨士奇很震惊，找了个机会回老家“考察”儿子。杨公子穿了廉价的鞋子和粗布衣裳，离开家门数百里迎接老父亲。杨士奇对自己儿子很满意，认为王抑庵是眼红自己的官运，别有用心，遂与他绝交了。后来，杨公子在老家干的坏事被乡民们举报到朝廷，杨公子被“处以重典”。

顺治初年，“宣府巡抚李鉴以赤城道朱寿錅贪酷不法，将劾之”。“问题官员”朱寿錅找到位高势大的亲王阿济格的亲信绰书泰，请亲王帮他写了条子打招呼，但是李鉴迟迟不应。阿济格带兵经过宣府的时候，特地召见李鉴，要其释放朱寿錅，李鉴不同意。阿济格就派绰书泰同总兵刘芳名带兵去李鉴的衙门，李鉴不仅没有释放朱寿錅，还把这事汇报给朝廷，朱寿錅、绰书泰均遭处决。

官员的“身边人”做出不轨之事，这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甚至太监的“身边人”也祸害百姓，这在封建时代不是偶然事件。

古代官员如何管束“身边人”

  古代也有严格管束“身边人”的好例子。汉明帝时期，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汉明帝不同意，他对大臣们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尚书阎章的妹妹是汉明帝的小老婆，而且阎章自身也很有能力，按照惯例应该晋升，但是“帝为后宫亲属，竟不用”。汉明帝严格管束自己的亲属，不随意授予官职，史书对汉明帝的评价相当之高：“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公元303年，晋朝荆州刺史刘弘推荐立过战功的皮初担任襄阳太守，朝廷认为皮初资历太浅，建议任命担任过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弘不同意，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夏侯陟是他的女婿。他对同僚以及部属说：“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亲姻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更上奏朝廷：“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朝廷只好听从。刘弘不重用自己的女婿，而是重用功臣，传为美谈。那时候的西晋已经大乱，但是荆州，因为刘弘“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百姓爱悦”成了一方乐土，许多难民都移民过来。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朝廷一改奢靡之风，提倡节约简朴。一天，驸马韦处仁戴了条漂亮的夹罗头巾去见皇帝，皇帝对他说：“由于赞赏你家世代门第清高素雅，不尚虚华，所以才把公主嫁给你，这么豪华贵重的头巾，对你不适合啊！”

宋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向传范在宋仁宗时已经担任过地方长官，到宋神宗时期，枢密院要选其为郓州地方长官，谏官杨绘上奏：“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因为向传范是皇后的叔叔，杨绘认为从约束外戚的角度来看，不宜让他掌握太多的权力，有官员辩称说这不违反常规。宋神宗说：“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宋神宗任命向传范担任了重要性较低的潞州地方长官。

明英宗时期的名臣王恕，“官至宫保，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家用常常捉襟见肘，王恕的儿子成天愁眉苦脸，王恕就悄悄对他说：“儿啊，你大可不必担心家里贫穷，我们家早就藏有很多的财宝，根本不需要揩公家的油！”王恕的儿子听了后，将信将疑，王恕领儿子绕到了屋后，指着一块地说：“此藏金所，有金一窖。”王恕的儿子眼睛发亮，王恕领着他又绕到另一处说：“此藏银所，有银一窖。”他儿子心满意足。王恕去世后，他儿子去“金窖”、“银窖”挖宝，“向所指处掘之，皆空窖也”。

明仁宗的张皇后全力辅佐九岁的孙子正统皇帝登基，时时督促其勤奋学习管理国家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史书称张太后“遇外家严”，从不轻易给娘家人升官赏赐，不许他们搞特权，也不许他们接触国家政务大事，当时虽然皇太后权力极大，但没有出现历史上时有的外戚跋扈现象。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十二月，顺天府接了一起旗人四舒、华善等与房山县百姓争夺煤窑的案子，案情不复杂，错在旗人强势。但是，旗人后面的靠山是当时的康亲王，所以在顺天府丞王维珍审案的公堂之上，王府办差的人根本就没把顺天府放在眼里，带领一帮人大闹公堂。顺天府不敢怠慢，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康熙。

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闹公堂的几个旗人拘押起来，并特别批示：“四舒等挟制官司，横肆诟詈，情殊可恶！再加严审治罪，其主一并察议。”办事大臣把这事汇报给康熙，意思是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贵手。康熙不吃这套：“朕止论事之是非，不论其为何人也。”皇帝的话说到这份儿上，执法部门立即“特事特办”，结果把四舒、华善给处决了，王府其他涉案的办事人员以及管理煤窑的官员都受到相应的处罚，康亲王虽然不知情，也受到罚俸的处分。

康亲王因为没有管束好“身边人”，使得“身边人”骄纵违法，因而受到重典严处，自身也受到了处分。而康熙并没有因为康亲王是自己堂兄曲情庇护、纵容违法，堪称是个头脑清醒的皇帝。

管束官员的“身边人”是个系统工程

身在官场，如何管束“身边人”，这是个系统工程，古代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范例。

历史上很多懂得“败由奢侈成由俭”道理的高官都以身作则，告诫子孙不能奢侈浪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魏的司空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件用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他亲属也都自觉厉行节约的家风。皇帝派人编写的歌词中说：“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号召全国的干部都要学习崔浩的智慧，学习长孙道生的廉洁作风。

卢承庆在唐高宗年间曾任宰相，博学有才干，临终时教育儿子：“我死后穿平常衣服就可以了，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么高大宽广的。只用棺材，不要再弄个棺外椁，一定要简单；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写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不仅对亲属们是很好的表率，在号称盛世、生活富足的贞观年间，这样的高级官员俭朴平实，不尚浮华，对于世风也是一种积极倡导。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受皇帝信任，他常对儿子们说：“我的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四十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有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被利箭射中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他边说边拿出箭头给儿子们看，以此来教育后代不要奢侈浪费，要积极进取，勇于吃苦。后来，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大臣。

古代有见识的官员平时很注重对身边亲属的教育。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被称为“万人敌”，虽然行伍出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侍女汇报说李晟的女儿的婆婆生病了，李晟的女儿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李晟知道了，很生气，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女儿听从父亲的话，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随后，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表达了歉意。

此外，在唐朝还出了个以治家严谨而闻名的“柳氏家法”。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晚辈要勤俭节约、尊敬长辈，同时要求他们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在严谨家风的熏陶下，柳公绰的孙子柳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以此教育柳家后代。唐代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等皆至高官，一门显贵。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常与家人分隔两地，家书成为官员教育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方式。

明神宗时的宰相沈鲤在京为官，经常写信约束在商丘老家的亲属：在出行上，不许儿子“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在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在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他不仅要家人遵纪守法，还要家人做善事：每年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经常接济。

读书历来受到古代士大夫的推崇。明代王洪洲在其家训中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可见，在王洪洲眼中，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在古代，理想人生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齐家是家庭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官员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因如此，官员的教子之道便会成为人们教育子女的重要参考模式。

管束官员的“身边人”关乎国家吏治，深为历史上的明君所重视，尤其以明太祖较突出。

明朝开国初年，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横行霸道，朱元璋知道了，他召集徐达等人说道：“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必须“急去其根”，实际上，朱元璋是要警诫大臣们，杀鸡儆猴。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八月，朝廷下发文件：“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意思是，现任官员，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该官员必须自动辞职回家。作为一种官方制度，这对于防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有一定的裨益，但是，这种形同“连坐法”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当时，即有官员在千里之外，好好为官，且颇有政声，但因为老家本族有人违犯了法律，而被解职回家的。

朱元璋还对宦官定了很多规矩，不许宦官干预朝政，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上面刻着一行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且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焉，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

虽然，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但是，古代历史上官员的“身边人”的劣迹还是频出，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不容特权存在，才能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

（据《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