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2017年毕业典礼在莫斯科红场举行，28名优秀学员被授予象征该军事学院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其中包括来自中国陆军指挥学院的顾静超。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共留学生群体中，走出了很多著名人物，刘伯承元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师从苏军名将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派遣大批学员赴苏学习军事，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当时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刘云、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师资力量是苏联最强的，很多教师后来被授予元帅军衔。其中教战术的有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加米涅夫、时任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副司令的特利安达菲洛夫等，教战略的有时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特别班”的学员在战术教员的带领下，多次到高加索、敖德萨、明斯克等地进行野外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

  1929年三四月间，刘伯承和其他学员参加了在高加索举行的联合兵种演习。他们在那里考察地形、研讨战术，获益匪浅。为了配合军校学员搞好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苏军总参谋部抽调了许多红军的步兵、骑兵，有时还动用海军、空军，耗资不菲。

心系祖国革命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中国学员能拿到每月100卢布津贴，享受的是苏联中、高级干部的待遇。

中国学员住的是宽敞、明亮、干净的套间，全天供应热水，每天都能洗澡。伏龙芝军事学院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文娱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看电影、举行文艺晚会等。中国学员对这样优越的条件既感激，又珍惜。

  刘伯承曾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儿东西。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对中国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十分关心。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国学生的教育坚持学习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经常把国内重要的文件、著作、简报转到学院，作为他们学习时的参考资料。

1929年4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学员就毛泽东写的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纷纷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发表见解。刘伯承当时强调：“中国的革命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文章，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中国革命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得见了。”

赴西伯利亚执行“特殊任务”

  根据中国学员的在校表现，伏龙芝军事学院给予他们政治上和学习上的评语。内容虽然很严苛，但是相当客观，例如在对左权的评语中写道：“政治积极性中等，总体发展良好。平静、自信、沉稳克己，未发现不合时宜的行为。俄语掌握得不太好，但可以独立研习俄文资料。处理情况时略迟缓，但足够自信。”

伏龙芝军事学院没有给予刘伯承评语，使人颇感困惑。尘封的历史档案以及伍修权的回忆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条线索是在1930年5月6日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党支部审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发现的。会上，战术学老师多不拉沃利斯基询问刘伯承，为什么没有完成布置的作业？刘伯承答道，因为奉命去西伯利亚执行任务，所以没有来得及。由此可知刘伯承曾被派往西伯利亚执行“特殊任务”，但因涉及军事机密，会上并未多谈。

第二条更为直接的线索出现于1929年10月30日的标为“绝密”的档案中。刘伯承与8名其他军校的中国学员被派往某地，刘伯承被单独列出并注明：“以其丰富经验，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来自陆军大学（曾经任军长）。”

  这份档案与伍修权的回忆相印证：“1929年秋在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我曾被派往位于伯力的苏军远东司令部工作，听说刘伯承也在那里工作，还是远东工人游击队的司令。”虽然中东路冲突很快结束，这支工人游击队并没有参战，但刘伯承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得到上下一致的赞赏。可见，1929年秋到1930年春，刘伯承受学校指派前往伯力执行“特殊任务”，随后返校继续学习，因此错过了学校下评语的日子。

1930年4月17日，李立三于上海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寄去分析国内情况的信，要求“尽快派遣能干的中国同志回国”。根据这项要求，50多名各军校的中国学员于5月动身回国，刘伯承、左权等5人于8月到达上海，踏上了下一阶段的革命征程。（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