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资料图）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帅彭德怀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经常将自己的钱物捐赠给国家、家乡，处处大方得很；反过来，他对自己、对亲属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于严厉到不近人情或者是特别“小气”。

同甘共苦、纪律严明

  1934年1月，杨尚昆来到红三军团任政委，在与彭德怀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日子里，他除了感受到彭德怀骁勇善战、为革命一往无前的气概外，也深深感受到彭德怀与官兵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作风，正如彭德怀一贯声明的那样——共产党的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彭德怀下到连队，谁给他加菜，谁就要挨骂。彭德怀是个有烈火般脾气的汉子，骂人是他表达思想的一种独特方式。他主要是骂干部，他对干部要求严格，但骂凶了、骂错了，也会承认错误。杨尚昆与红四师政委黄克诚说起这事时，黄克诚笑言道：“他就是那个样子，见面骂你几句，就像在问你好。骂错了，他会认错的。”

战争年代，马匹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讲是很重要的，但彭德怀的马匹不到走不动路是不会换的。

对骑乘的马匹彭德怀是这样，对乘坐的车子更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仍然是清正为人、廉洁奉公。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乘坐的依旧是一部旧式汽车，后来有关部门按规定准备给他调换一辆新式汽车，被他拒绝了。

警卫参谋给彭德怀讲新车的好处，彭德怀说：“世界上好东西多着呢，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

买最便宜的手表

  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彭德怀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同时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称得上是名重位高了，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来没有为家庭添置过新奇时髦的生活用品。

有一次，彭德怀率团到民主德国访问，警卫参谋和他商量给他刚参加工作的侄女彭钢买一块手表。

彭德怀想了想，同意了：“好吧，弄个最便宜的，能看个时辰就行了。”

警卫参谋买回一辆自行车和两块手表，彭德怀首先批评了这位警卫参谋不该买这么多东西，接着便指定自行车归公务员小何使用，还说：“出去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少用汽车。”

对买回来的手表，彭德怀一看发票，就说：“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赶快给我换掉。”警卫参谋说：“这就是最便宜的。再说现在去换也来不及了，您干吗这么小气呢？”彭德怀一听，严肃地说：“不是我小气，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建设，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彭德怀将这两块手表分别给了黄公略的女儿和彭钢。彭钢一看，表只有两根指针，没有秒针，要贴到耳朵上才能听出表的走动声。那时大三针的手表已经很流行了，给她弄了块二针表竟然还挨了伯伯的批评。

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亲闻亲历的这类“小气”例子还很多。平时每顿饭剩下的菜，彭德怀规定不能倒掉，下顿热热再吃。

彭德怀极端讨厌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从不允许人家招待他，不买票的招待电影他不看，超过伙食标准的招待饭菜他不吃。他总是当着那些爱请客的人说：“什么你请客？这是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慷公家之慨！”他无论到哪里，临行前都要打招呼：“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搞特殊。”

1955年的一天，外出视察的彭德怀下榻山东烟台某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特地准备了一些小吃。

彭德怀一进屋，只见桌上摆满了高档水果、香烟和奶糖，便生气了。他让警卫员把招待所所长、管理员叫来，请他们坐下，在表示感谢之后问：“咱们有没有招待费？”所长回答：有、有，还有不少。”

彭德怀说：“那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把自己当成外人，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尤其是首长，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应该很生气吧！升官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咱们共产党人，不能向他们学习！咱们共产党人，不能想着升官发财搞特殊。咱们的国家、人民还很困难！”

  彭德怀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使所长和管理员深受感动，他们当即撤了桌上的东西，并保证今后改正。

居住环境简陋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间，有一座古式建筑，名曰“永福堂”。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以后就住在这里。这座院落，有正房5间，西头的2间打通了隔墙，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2间是卧室兼作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当中的一间，由东到西打了一个隔断，隔出十几平方米一块空地，作为餐厅。东厢房是会议室，有时用来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后改为宿舍。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彭德怀刚搬来时，这座院落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还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叮嘱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为此，后勤部门几次想给彭德怀扩建两间房子，但是彭德怀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我们的房子已经很好了，比老百姓住的宽绰多了。北京市的群众要是跟我们一样住上这样的房子，怕20年也达不到。”

彭德怀的住房确实又旧又小，后来左权的女儿也住到了他家，他家的住房就更紧张了。

为此，彭德怀夫妇经反复商量，决定盖两间小平房，精打细算下来，需1000多元。

彭德怀一听就说：“1000多元，能买多少小米？能买1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不盖了！不盖了！”

屋里的家具，只要彭德怀认为挺好的，就别想给他换新的。有一次，警卫员提议把他家的旧窗帘换一下，他说：“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制作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呢！”

200多两黄金交给党中央

彭德怀对自己非常严格，而对党、对人民十分慷慨。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某部缴获了敌人200多两黄金。战斗结束后，这批黄金被交到了总部。总部机关的年轻人大都没见过黄金，一听说缴获了黄金，都好奇地围过来看稀罕。这时，彭德怀走过来，伸手掂了掂装金子的袋子，说：“呵，还怪有分量的。你们说，这金子如何处理？”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买枪炮，有的说买给养……彭德怀笑呵呵地看着大家，说：“这家伙很值钱。既然有这些值钱货，咱们就用它买几门大炮，早点儿打发鬼子回老家去。还要买很多的白面、大米、猪肉，让你们这些小伙子吃得像小老虎似的，肉滚肉滚的。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听得很舒服，禁不住大笑起来。

但是，彭德怀又说：“现在我们还不能花掉这些金子。目前我们是缺乏武器和粮食，可这些困难我们是能够克服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金子花在我们事业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说好钢要花在刀刃上。还是老法子：武器向敌人要；吃、穿靠发展生产来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要回延安学习。临行前，彭德怀取出那个装着金子的袋子，交给王政柱，嘱咐他：“这里面的200多两黄金，你把它带回延安，交给党中央。”

彭德怀说：“这几年我们的同志生活是艰苦，可战斗在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生活更艰苦。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那里人多，财力、物力更紧张。”说着，他紧紧握了握王政柱的手，挥手告别。

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王政柱终于到达了延安。当他把黄金交给党中央并讲述了彭德怀送黄金的故事后，在场的人们仿佛看见彭总那颗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赤诚的心比金子更亮、比金子更重。

支援家乡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因公出差顺道探望他，带来了黄克诚送的一些湖南的土特产和一匹夏布。

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让人把这些土特产分成若干份，分送给作战、机要等部门的同志。

彭德怀的家乡湖南湘潭乌石寨的彭家围子过去缺水，百姓用水要到很远的水塘里去挑。几十年来，彭德怀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1957年，全国许多地方兴起大修水利高潮，他便给家乡干部写信，建议在他小时候砍过柴、放过牛的乌石峰下楠木冲修一座水库。1958年，水库动工兴建。

这年冬天，彭德怀回乡视察。听了公社、大队干部的汇报后，他非常高兴，立即自掏腰包捐献500元钱表示支持。

1961年再次回乡时，彭德怀特地去楠木冲察看水库，他建议大队组织劳力将坝基加高加宽，并在库内养鱼。不仅如此，彭德怀又拿出300元钱给大队买鱼苗用。

从此，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的财务账上便为彭德怀立了一个户头，记着彭德怀交来的各笔款项。

彭德怀还说：要回来当一名农民，每年要为生产队出工100天。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愿望不能实现，彭德怀就提出以钱代劳，每年从自己工资里支出100元给家乡。后因1965年彭德怀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身陷囹圄，故而无法按时捐款。1979年，彭德怀得以平反昭雪，他的夫人浦安修按照他的遗愿，补交了他原先承诺给家乡的钱。

彭钢曾回忆道：“在吴家花园，伯伯曾向我讲过，他自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没有故意浪费公家的一分钱。参加革命后，他没有多少存款可言。有一回他告诉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400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伯伯说，黄、陈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

（据《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