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今年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周年。

传教士首次带来“马克思”

119年前，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上海，直接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究竟何时传入中国？这在国内学界曾引发热烈讨论，出现过1898年、1899年和1902年三种观点。

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林琳指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的《大同学》第一章中有一段话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林琳引述《大同学》中的一段原文：“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德国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帛，必将尽入其手。’”他据此认定：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是1899年2月。

但是，宁波大学陈铨亚1987年9月10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提出了“1898年说”。其依据是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著作是“英人克卡扑所著的《社会主义史》。此书因广学会的著名人士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翻译，于1898年夏天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广学会出版”。此说后来被华东师范大学周子东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一书吸收，也被其他一些学者引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宝林1998年4月3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1898年传入中国提出疑问，“经笔者考证，此说可能有误”。该院王也扬2000年3月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通过颇有说服力的史料，明确支持唐宝林的说法。

此说一出，讨论停止。

一场争论终于回到原点：最早准确翻译马克思名字并介绍其部分学说的，正是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期至124期连载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根据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的《社会进化》一书翻译、上海人蔡尔康笔述、后于1899年5月成书出版的汉译书籍《大同学》。

然而，中国最早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毕竟处于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不仅限于片言只语，且其文字甚至内容也不乏误译之处。所以，国人真正知道并关注者寥寥无几，因而并未产生什么社会影响。

先到日本再到中国

日本是近代中国先进青年最早关注的国家，也是他们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日益扩大，日本舆论界惊呼“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等著作均广为传播，名噪一时；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在上海被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最初主动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国人，是一批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梁启超被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2年10月16日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心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据此，他给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

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都在日本创办，读者多为留日学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对国内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只是选择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不够全面，也未谈及如何运用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所以，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没有在国内产生直接影响。

资产阶级革命派

选择性传播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成分复杂，但主体部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尤以革命派最多，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宋教仁、廖仲恺、戴季陶、马君武等。他们留日之际，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他们在日本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曾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用于解释中国社会问题。

时人景梅九回忆，在日本他发现“各种社会学说，里头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心折剩余价值说”。正是通过日本的中介作用，中国民众“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也正是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愿望、完全相同的留日经历、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成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动力。

马君武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3年他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但这仅仅是提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没有对其本人及学说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注意的人并不多，也没有对国内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此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也在1903年第8期上刊载文章，零星地、碎片式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主张。

朱执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906年，朱执信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在朱执信遇难1周年纪念会上，身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的陈独秀送上挽联：“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

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内容的系统性上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维新派，而在传播的时间上则明显早于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是选择性传播，他们没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更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因而最终成不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解读，不是为了运用，而是批判甚至否定，从而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无政府主义“其凋也速”

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以刘师培、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二是以李石曾、吴稚晖为代表的在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三是国内以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中，以刘师培、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还向国内传播无政府主义。从1910年左右起，以“二刘”为主要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一道，构成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至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达到最繁盛的阶段。蔡和森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进行了宣传，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影响了。”

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是空想社会主义。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用意在于证明他们的主张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是“半面的社会主义”，意在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优越，进而说服国人以无政府主义为信仰。所以，他们一面介绍《共产党宣言》，赞扬马克思“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一面又大谈所谓“马氏学说之弊”。因他们一直是选择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不能把握真谛，更不能付诸实践，所以，其兴也忽，其凋也速”。

三李带回马克思”

虽然五四运动以前多种政治力量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的介绍，让国人不仅知晓了马克思、恩格斯，也略知其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史观等主要理论，但他们只是选择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非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更非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所以，这些介绍是被动、零星的，呈现的文本是分散、零乱的，甚至有不少错误和曲解。

受十月革命影响，大批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纷纷奔赴国外尤其是日本追求新思想，寻找救国出路，以至在十月革命后，留日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因而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依然是日本，主体还是留日学生。马克思主义继续由日本传入中国，并且一度保持着主要传播途径的地位。当时传播者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为主要代表，简称“三李”。

 所谓“三李带回马克思”，是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李大钊主要宣传唯物史观，李汉俊侧重经济学说，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见长。

李达1918年至1920年留学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总览》，并寄回国内出版。这三本著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李汉俊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理论体系，但他侧重传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提出如果没有经济学说参与，就只能得出空洞的观念，而且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能了解将来世界的组织”。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到困难，李汉俊热情相助，为此李达在1921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附言中写道：“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的援助。”

“三李”之中，李大钊地位最为突出。因为李大钊不仅在中国最早讴歌了十月革命，客观介绍了苏俄新政权，而且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在中国最早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有这些，不仅表明李大钊已经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全面系统的传播阶段，超越了此前任何政治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水平。

其实，“三李”不仅传入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随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