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为保卫中共中央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我党历史上，有很多红色间谍潜伏在敌人的心脏，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熊向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周恩来于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间谍，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使用。鲜为人知的是，处理情报工作心思极细的周恩来，曾不慎将写有熊向晖姓氏和住址的笔记本忘在了“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的专机上，熊向晖面临着暴露身份的危险……

秘密会见周恩来

1943年7月，熊向晖曾向延安密报胡宗南企图偷袭边区的消息，仓促之间，为保卫延安，中共中央将该情报公之于众。胡宗南要求追查泄密者，当时有人举报熊向晖，但熊向晖处变不惊，灵活应对。熊向晖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应变技巧，不仅没有受到胡宗南的怀疑，反而深得他的信任。

1946年，为了培植势力，胡宗南推荐熊向晖等17名亲信，加入国民党制订的留学美国计划，准备把他们培养成博士、硕士。

这一年的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计划执行“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当时熊向晖正准备回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得知此事后他立即通过情报联络员王石坚密报延安。

 5月下旬，王石坚对熊向晖传达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央对胡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不准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熊向晖知道事关重大，立刻将自己在南京的住址告知王石坚。

6月初，熊向晖从西安飞抵南京，住在卫巷32号的家中。6月10日上午，熊向晖在家里看报纸，一个中等个头儿，身穿便装的陌生人来到熊向晖家中。来人尽管神态有些焦急，但仍平静地问：“熊先生吗？”熊向晖点点头，说：“我是。”来人马上说：“胡公有事请你去一趟。”熊向晖干脆地说：“那好，我们去哪里？”“梅园新村30号。”熊向晖一惊，梅园新村30号是路人皆知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那里敌特盯防严密，秘密战线上的同志从不去那里。

熊向晖取出外套，来人说：“天气有些热，熊先生要不要戴顶帽子？”熊向晖会意，拿起一顶巴拿马帽戴在头上。“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能告诉我吗？”熊向晖轻声地问。来人迟疑一下，说：“我叫童小鹏。”

童小鹏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跟着他一前一后出了大门，相隔有几米的距离。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前后左右，穿过几个街区，确认没有人跟踪后，两人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停在两人跟前。熊向晖上车后躺卧在后座上，用巴拿马帽盖着脸。随后，小汽车来到梅园新村30号，只见人员进进出出，很是热闹，显然是为了掩护熊向晖。

会客室东边的一座高楼是特务的据点，童小鹏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院子里有几个人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熊向晖的同学宋平。

周恩来不慎泄密

熊向晖走进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必武迎上来，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8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熊向晖，周恩来很快就回来。

不一会儿，周恩来推门进入会客室，拉着熊向晖坐在沙发上。周恩来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了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30号，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落到马歇尔专机的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下飞机时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周恩来真挚坦诚的态度和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熊向晖，他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接着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的小本子。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

“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符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看到后，一定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周恩来认真分析了形势后，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熊向晖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恩来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秘密电台告知王石坚，要他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定会交给中统或军统查办，交给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前会有前兆。

虚惊一场

周恩来让熊向晖将情况告诉未婚妻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筱华注意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谌筱华如发现熊向晖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通知熊向晖，并让熊向晖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做好准备，届时会把熊向晖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必武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熊向晖也说：“胜利以后再见。”然后与他们握手告别。

离开时，童小鹏领着熊向晖上的已不是来时坐的车。汽车驶到明孝陵荒僻处，熊向晖下车，他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找到公共汽车站。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十来天，然后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详”。这表明一切正常，他立即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并于10月初飞到西安试探胡宗南。胡宗南对他的态度丝毫未变，“事故”未产生问题，这次泄密事件不过是虚惊一场。

1947年8月，熊向晖赴美，1949年经香港回国。11月，周恩来宴请张治中等人，熊向晖应邀出席，周恩来向客人公开了熊向晖的身份秘密，举座皆惊：胡宗南身边一等一的红人熊向晖竟然是红色间谍。

（摘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