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

  古人云：“仁者乐山。”我虽非仁者，可我对山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想来我对山的感情，可能源于自小生长在山区。作为山区农家的孩子，上山放牛、打柴、采山野菜帮衬大人和家庭，扒蝎子、采挖中草药卖钱挣学费，在那个年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以说，是大山养育了我。直到19岁考上大学，我才走出了山区，大山才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也可能是山之情缘所牵，虽说走出了山区，但我就读的大学仍坐落在一座叫珞珈山的山上，学校所在的城市还有龟山、蛇山、洪山、瑜家山、磨山等许多山。五年大学期间，我每天晨练除了绕着珞珈山长跑外，就是沿着林中小径登山，每年也总会去爬一下市内的龟山、蛇山、洪山、磨山。

虽然我学习、工作在江城武汉，远离故乡的山，但故乡的山仍让我魂牵梦萦，以至在离开故乡十年后，我毅然决然地又要求调回了老家。当然，这一决定除了山情所牵外，还有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的牵挂，有古人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成分在里面。

回到了伏牛深山中的故乡，自然就可以亲近故乡的山，每天都可以看到如黛的远山岚影，享受习习的山风，欣赏天上的云卷云舒，在街头买到农民采摘的山野菜，上山下山自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又一个十年后，我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但我对山的感情依旧。在省城生活的这几十年里（包括退休后），除了省内的伏牛山、大别山、太行山、桐柏山、王屋山，省外的峨眉山、吕梁山、黄山等名山大川也留下了我的足迹。就是去其他一些城市，我也忘不了登山。在北京，我爬过八达岭、西山、景山；在广州，我登过白云山；在福州，我曾三上鼓山；在厦门，我登过南普陀山、鼓浪屿；在肇庆，我登过鼎湖山；在青岛，我曾两上崂山……五岳之中，除南岳衡山外，北岳恒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我都曾登临，有的还不止一次登临。

也正是大山，赋予了我一个健康的体魄，在登上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时，我一点儿不适的感觉都没有。登黄龙、翻巴郎山去四姑娘山，同行的许多人都带了氧气袋，有的还是坐滑竿上下黄龙，而我不仅没用氧气袋，还一路走上去、走下来。

  在海拔近4000米的巴郎山顶停车休息时，我还做了15个俯卧撑。

  第一次登泰山时，我是从中天门步行到玉皇顶并全程从东线走下山的。登华山时，从华阴县城到华山北峰，我只走了3个小时。如今快70岁了，每月我要为五六家杂志社作最终校对，每天要审读两个版的报纸，可我并不感觉有多累，还能连续跳绳两三百次。

再过一年多，我就要进入古稀之年了，我打算不再继续目前的工作，以尽情游山玩水，把没去过的山山水水转个遍，特别是各地的名山，不辜负大山对我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