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森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时，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童年就是：饿。好在我们还有一个年可以过，所以一吃罢冬至饺子，我就扳着手指迫不及待计算离年还有几天了。

“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女孩要花，男孩要炮”，这顺口溜其实只是过过嘴瘾，当不得真的。因为家家穷得叮当响，哪有闲钱买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炮必须有，因为初一早起要放的，可惜我只能在放过以后撅着屁股捡一些散落和绝捻的“散兵游勇”，压岁钱更是我到了高中才认识的新名词。一切都排除之外，我的过年记忆剩下的几乎全是食物，它们可依据颜色分为黄、灰、白三个阶段。

“二十三，祭灶官”，瓜菜半年粮，只有等过了祭灶这个小年儿，厮跟了好几个月的红薯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玉米窝头，我们叫它“黄蒸”。黄蒸看上去金光闪闪很有富贵相，但吃起来特粗糙，它尖硬的棱角甚至能划伤牙花和口腔，所以不受我待见。听说殷实的人家也有买些糖精掺进去的，只是我从没有过这样的口福。但不管怎么说，黄蒸的确比红薯面好吃多了。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新蒸的馒头很快就代替了黄蒸。不过先别忙着高兴，这“馒头”也是分两个等级的！低级的馒头由稷米面蒸成，灰色，刚出笼时黏性十足，想用手掰开都十分费劲，只好把分割工作交给刀或牙来完成——有时连牙甚至喉咙都会被它粘住呢。我们叫它“黏窝”真是太贴切了：我一直奇怪祭灶时为什么用芝麻糖而不是黏窝来糊住老灶爷的嘴，可能是因为黏窝档次太低，“接待规格不够”吧。纯粹的稷米面淡而无味，手巧的母亲常会配柿饼、红枣、花生什么的，这也正是它能打败黄蒸进入过年食品序列的原因吧。

只有到了大年廿九，名副其实的由白面蒸成的“高级馒头”才在我的期待中姗姗而来，过年才真正进入了“白”时代。捧着这样的馍咬上一口，平日的匮乏似乎马上就忘得干干净净，一年无论如何辛勤的劳作也觉得都是值得的。整个贫瘠的乡村连同人们的心情全变得像白馍一样香甜、饱满、热气腾腾了。

只可惜好景不长，一过“破五”，“白时代”立马又回到了“灰时代”，“灰时代”再过渡到“黄时代”或者“黄”“灰”并存的时代。老祖宗很聪明，善解人意地给人留下了一个想头：正月十五和十六，让人们多了一丝回味和期盼。到了这两天，母亲会打开封存的大缸，将压缸底的白馍、豆馍和花糕重新摆上餐桌。虽然由于时间太久它们早已龇牙咧嘴变形变硬，但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这可是回归红薯时代前最后的“大餐”。

如今春节没有年味儿的抱怨不绝于耳，其实，当我们把平时都过成了年时，年当然就和平时一样了。我童年的这些艰难过往，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除了隐隐的苦涩，竟然还有感激！对，就是这两个字：感激。饥饿是世上最好的调味剂，也是最好的励志教材，它给了我从不挑食的胃肠和能吃苦耐摔打的性格，这是吃着蛋糕喝着可乐长大的一代无论如何不可能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