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粗野的词语。如果真是像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合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喜欢当代政治哲学家迈克·桑德尔，他对所有论敌都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他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教给人们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你知道得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每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

迟疑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