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与赵一荻

  张学良说：“我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打的。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哇。我是这么个判断。”“那时候我们想依靠国联，没想到国联没有力量，没想到。”  近日，《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系统出版。本书共7卷，有很多珍贵史料首次对外发布。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精华。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50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国，2001年10月14日逝世。

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据悉，这是张学良一生所作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依据采访录音带听录的口述文本资料多达120余万字。口述内容十分广泛、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

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口述细化了许多历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丰满，许多人物更加鲜活；他的口述也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变得清晰；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张学良在失去自由后，曾经三次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三次要去抗日。张学良说不知道宋哲元和傅作义这两位将军曾经联名要求“中央”，希望他能出来帮着他们来做抗日的事情。

张学良回忆说，关在高雄的时候，天气很热，根本就没有水冲凉，“那时候那个苦啊，不是现在，你们想不到的。洗完脸还得留着洗脚，这一盆水用两次。”  张学良说：“我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打的。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哇。我是这么个判断。”那时候我们想依靠国联，没想到国联没有力量，没想到。”

他在本书中再次还原重大的西安事变，他表示，不愿意打内战。

张学良恨透了内战，“我随父亲出关，到河南陇海路的一个站，前头有红枪会，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火车停在那儿有个老太太，五十不过。我送给她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很难过，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张学良口述说，“西安事变的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坚持‘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

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张学良一直认为说，“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军法审判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 （摘自《广州日报》）

国联是国际联盟的简称，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