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亮

  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农村。那时的农村缺吃少穿，物质、文化生活都相当匮乏。记得我孩提时，也就偶尔能听听说书、看看电影，其他时间几乎都是足不出村，唯一的娱乐就是可以看戏。可以说，我是喝着清澈甘甜的淇河水，听着铿锵豪放的家乡大平调长大的，那浓浓的乡土、乡情和乡音，一直鲜活地存在于我记忆和心灵深处。

我的家乡是豫北平原上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庄——淇县泥河村。村庄说大不大，却因世代传承的“两个宝”而远近闻名：一是因全村男女老少皆酷爱书法，使农家小院到处翰墨飘香，乡亲们的很多书法作品曾漂洋过海获奖，是全省榜上有名的知名书法村；二是上世纪40年代末，村里就成立了业余大平调剧团，梨园花艳，深受淇县及其周边一带的群众喜爱。

村里拥有自己的剧团，看戏自然很方便，想看戏只要一出家门，一抬脚的工夫就能跑到戏台前，无须奔波劳累。不像邻村的孩子非得缠搅着和大人一起，或者呼朋唤友结伴前往，一路上还哼唱着小曲儿：“拉大锯，扯大锯，姥娘门上唱大戏，请闺女，叫女婿，小外甥，也要去，一巴掌打回去，嘟的嘟的下了戏。”

每逢春节或重大节日，村里就会唱大戏。当时乡村演戏，以放三眼铳为号。说也奇怪，虽然我还看不懂戏，却一听到炮响，心就慌了，哪怕刚刚端起碗来，也赶紧得不能行，恨不得三两下就把一碗饭扒拉进肚子里，边吃边搁下碗筷，一溜烟儿地向村东戏台飞快跑去。等到了戏台前，这才发现台上只有三五个大人在忙活着演出前的准备，台下大多是我们这些小朋友。心想离开戏还早着呢，我们就像一群小猴子，在台上台下来回地蹿跳，东瞅瞅，西瞧瞧，这看看，那摸摸，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一刻也不肯闲着。

父亲一直是剧团的长尖号手，等戏要开演了，我才急忙跑上戏台，撕拽着父亲的衣角，躲靠在他身旁。每场戏往往是刚看了一个开头儿，我就按捺不住跑下台去，在人山人海里来回穿梭，挤到卖针头线脑的、卖江米蛋（糕）的、捏糖人的货郎挑前好奇地观看，实在抵挡不住诱惑，就会掏出一角二角的压岁钱，或买块江米蛋（糕）或捏个糖人吃，便感觉美滋滋的很是幸福。

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只有三四十人组成的村大平调剧团，我父亲、大哥、姐姐和二嫂四人都是演职人员，有时四人还同台演出，这一度被村子里的乡亲们传为佳话。

记得演出《辕门斩子》剧目时，大哥演杨六郎，姐姐演杨宗保，二嫂演穆桂英，演到穆桂英为救杨宗保下山，和杨六郎好一番唇枪舌剑，甚至不惜以武力抗争，顿时台上剑拔弩张，气氛紧张热烈，此时，父亲的长尖号骤然鸣响，慷慨激昂，响彻云霄，台下观众纷纷喝彩叫好！

戏台上可看戏，在家里亦可看戏。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家有七八口人，其中四人都是演职人员，你想不天天听戏都难。无论是下晌回来，还是在饭前饭后，只要能逮个空儿，不论自己多忙多累，我父亲、大哥、姐姐和二嫂总爱忙中偷闲，或独自咿呀哼唱或三三两两对唱，很是热闹快活，我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熟悉的大平调。

  等到了忙完了秋收秋种后的农闲季节，我家的小院就会喧腾一片，俨然成了一个临时排练场，有吊嗓的、有练功的、有学新戏的、有吹弄长尖号的……

让人倍感遗憾和痛惜的是，泥河村业余大平调剧团在1990年前后由于种种原因解散了，家乡的大平调已渐行渐远，从此以后，或许今生今世，我再也听不到最爱的家乡大平调了。

都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戏里戏外又有谁能够说得清道得明？能够时时处处把捏得恰到好处？就像许多年前，张国荣曾用心演绎的一曲《霸王别姬》戏里戏外都是触及灵魂的感伤和感动。

记得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说，“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我深信，我们亟须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用文化自觉与传承去创造更加美丽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