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腔》看贾平凹的乡土情结
2015-09-16 23:43:31
□张惠平
贾平凹是当代颇具影响的乡土小说作家,作为一名蛰居现代都市的乡村知识分子,乡土情结始终是贯穿其小说创作的一条重要精神线索。寓居都市多年,他仍时常称自己是“乡下人”,他感悟着西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深爱着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出于对故乡深厚的感情,他决心以长篇小说秦腔》来为故乡树碑,通过对文化精神的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风格的转变等手法,来表达其悲天悯人的乡土情结。
一、文化精神
秦腔,又名秦声,是我国最早形成于秦地的一种梆子声腔剧种,发于明代,盛行于明清。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文化力量,在村民日常生活、文化娱乐、精神陶冶中起着巨大作用。作为故土乡亲的精神支柱,秦腔是秦地农民生命的魂魄,它是粗糙的、是简朴的,可它对秦人来说也是亲切的。“是你在苦的时候越唱越苦,你在乐的时候越唱越乐的家伙。”听了秦腔,秦人就觉得生活有了趣味。如果说流行歌曲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那么秦腔则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
在戏剧秦腔中出现了众多曲目,不仅表现了人物内心的活动,同时也蕴含了传统的乡土文化道德。例如秦腔《周仁回府》又叫《忠义侠》),表现的是兄弟朋友之间的义气;秦腔《祭灯》表现的是忠于国家、报效国家的决心;秦腔《藏舟》表现了儿女对于长辈的孝心;秦腔《三娘教子》则表现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之间那种人性化的柔情;秦腔《拾玉镯》表现了青年男女之间含蓄的感情等等。
贾平凹无疑是对中国乡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他喜爱善良、淳朴的民风民俗,喜爱那存在于山野之中的美好人性,喜爱一切存在于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中美好的东西。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给乡土文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戏剧秦腔作为传统文艺,曾经是乡民的精神支柱,但随着乡村现代化的演变,它就像一曲“失根”的绝唱,随着中国农村的转型,渐渐走向没落。
二、人物塑造
贾平凹以往的长篇小说并不擅长大规模描绘人物群,《秦腔》却编织了一个巨大的人物网,纠连着30多名个性鲜明的人物。
人物设置从内到外极有层次:处于中心的是夏家人,老一代的是夏家天字辈的仁、义、礼、智四兄弟,中青年一代是庆字辈的金、玉、满、堂和夏瞎瞎以及雷庆、君亭、夏风、夏雨等叔伯兄弟及其妻子,晚一辈的夏家人是翠翠等,然后层层铺陈开来,向外依次是外姓人、外乡人、与清风街有关联的县城人、省城人。这几乎把农村中各种类型的人物一网打尽。虽然人物关系盘根错节,但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艺术自足性和象征意义,表现出作者对中国乡村命运变迁的深层次思考。
夏天义是清风街老一代的村干部和农民代表,他以土地为生命,大半辈子都忙着七里沟的荒地,最后七里沟发生滑坡,他被永远埋在了七里沟。他的人生结局预示了乡村传统生产方式和农耕文化的最终崩溃,也蕴含了作者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夏天智类似乡村绅士,在村中威望极高,他嗜画秦腔脸谱,尊敬县剧团的秦腔名角,架高音喇叭放秦腔,甚至死的时候用《秦腔脸谱集》当枕头,用秦腔脸谱马勺盖脸。可以说,秦腔已完全融入夏天智的生活,秦腔是他的生命。
白雪是清风街最让人唏嘘的女人,她是县剧团秦腔旦角的后起之秀,却最终失去了钟爱的秦腔艺术,沦落到走村串户为红白喜事搭班唱戏,畸形儿的出生又使她失去了婚姻。白雪的命运让人遗憾甚至绝望,在更深的层次上其实也体现为秦腔的命运,可以说预示了秦腔在现代背景中的必然没落。
三、方言口语
批评家郜元宝说《秦腔》是“连篇累牍的俏皮幽默,一个整体语言的改造”。在《秦腔》中,贾平凹一改自己以往的语言方式,采取了一种极具地域化特色、乡村世界中农民日常口语的语言方式,成功地呈现了他自己所言的那种“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譬如提到白雪漂亮,就说“清风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一个“稀”字,形象地描绘了白雪在清风街独一无二的美;讲因得罪了秦腔名角导致名角罢演时,村民说“这下要砸锅呀”,一个“砸锅”,使得气氛的紧张、场面的尴尬跃然纸上。再如“当他们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状的犁铧,赶着山包一样团块组合式的秦川公牛,端着脑袋般大小的耀州瓷碗,蹲在立的卧的石磙子碌碡上吃着牛肉泡馍”“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当老牛木犁疙瘩绳”等等,这些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平易朴素又鲜活生气,极富有民间气息和地域特色。
正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所写:“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冲动地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一本新书为故乡立一块碑子。”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作者淡化了以往的文人书卷气,增强了对原生态生活的表现。
四、叙事风格
从叙事艺术的角度来看,贾平凹在《秦腔》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流水式的语调将鸡零狗碎的日子缓缓道出。没有固定的叙述对象,叙述者身份的不断变化,场景的移动,多种矛盾的串联,所有的一切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将纷杂的人物和事件连成一个整体,在整体的背后呈现的是一个残破的乡土世界。
在《秦腔》中,作者不再以“民间智慧代言人”自居,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阐释和言说的权力,叙述人从作家变成了半癫的“我”。文中的“我”并非完全疯傻,而是那种受到了特殊刺激就会“嘴脸乌青,口吐白沫”,出现幻觉而晕倒的间歇性癫痫。若没病时,“我”比常人更为耿直、热心和仗义。“我”是二十多年清风街历史变迁的见证人,能以置身事外的姿态,把清风街上所发生的“一堆鸡零狗碎的日子”原生态呈现出来。所以,《秦腔》与其说是一个当地“疯子”讲述清风街的故事,还不如说是一个居住大都市的文人作家讲述他的农村故乡的故事。
在城市文明的视域里,这一个乡村故事被涂上了一层别样的色彩。既传神地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下,中国当代农村政治与伦理精神的变化与动荡,又深情地写出了对处于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贾平凹秉承了这样积极入世的态度,躬行实践,一直寻求纯朴的风土人情,地域特色。从《秦腔》中我们看到作者除了对故乡风土人情由衷的赞美外,更可贵的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与传统的乡土文化所怀着的诚挚忧患与关怀。
(作者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