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看过一条被广泛转载的微博，大意是：坐飞机头等舱的旅客往往是在看书，坐公务舱的旅客大多看杂志、用笔记本处理公务，坐经济舱的人则大多看报纸、电影，玩游戏，聊天。

  这条微博告诉我们：阅读不仅是一种习惯，有时它还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前两天，我在图书馆看报，恰好读到有关王小波、陈凯歌、阿城等人当年的阅读轶事。王小波等人如今都已大名鼎鼎了——假若将人生比作飞机的三种座舱的话，这几个人坐的就是头等舱。但我们可能很少知道：这三个人年轻时——也就是在“经济舱”时期也是极爱读书的。

1968年，16岁的王小波来到云南弄巴农场，每天干完农活回来，也不洗脚，直接往床上一坐，披着被子就开始读书，读完希腊史又读《毛泽东选集》，读累了，随手将书一扔，倒头便睡。

  1969年，北京知青陈凯歌被下放到了云南景洪农场，那是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他用扁担挑了两只纸箱，一只装的是衣服、被褥，一只装的全部是书，比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诗词格律学》等等。

  20世纪70年代，阿城也被下放到云南景洪，他也带来了大量的书，从中外名著到各类诗选，应有尽有。除了自己看，他还每晚在煤油灯下给知青们讲那些书上的故事，比如《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高老头》等等，讲到关键处，有时会故意卖卖关子，停下来，在同伴点烟续水之后再继续。

仔细想来，艰难时期的阅读至少带给王小波、陈凯歌、阿城等人两样东西。其一是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当时起的作用也许不大，但在“文革”结束以后，在看重能力的时代，优势立即显出来了；其二是对自我的期许：人在逆境中很容易放弃自己，王小波们带了那么多书下乡，书的作者有文学家、有哲学家，这些山峰般的伟岸身影，无疑激励着他们透过青春时的阴郁看到未来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