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萍

  1958年，新婚不久的父亲从濮阳老家来到中山上班，由于单位工作忙，父亲不常回老家。母亲也不常来鹤壁，因为当时父亲住在双人职工宿舍，母亲来了，室友就得到外面借宿，很不方便。他们就这样两地分居了好多年，我也就在他们的分居生活中出生、成长。

  因为儿时非常喜欢吃父亲带回的鸡蛋饼干，所以我特别渴望见到父亲，常常好奇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爸爸呀？”母亲总是这样告诉我：“他住职工宿舍，不方便。”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知道了“职工宿舍”这个概念，并且对之本能地产生了排斥。

后来，父亲随单位搬迁到山城区，不久又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父母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

  告别了黄河故道的绿树村庄，我与小伙伴们一起背包上学，回家玩耍，家属院就是我少年时期的天堂。年岁渐长，花开花落，家属院里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开始引起我的关注。知道了看门的老李头由爸爸的单位发工资，明白了院子里的空地少，是有人不断建煤球房造成的，最后院里只留出来一条窄窄的小路。家属院里住的都是爸爸单位的职工，他们在家属院里的见面往来几乎还是在单位上班时的延续，或彬彬有礼，或等级分明。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重新审视这个当年曾令我欢呼雀跃的家属院，觉得它压抑沉闷，管理混乱，缺少活力。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淇河岸边的仙鹤终于舞出一座宜居的新城。

  我在新居的窗边欣赏紫荆花开的时候，没有忘记依然居住在老区家属院的父母，劝他们搬来新区共享天伦。母亲摘下老花镜，很认真地问：你在哪个家属院住啊？我告诉她在一品香江。“一品香江是哪个单位的家属院啊？”“妈，这不是哪个单位的家属院，是个生活小区。”“生活小区是生产什么的啊？”母亲不依不饶地追问。我知道，母亲的生活理念落后了，停在了那个特殊的“家属院时代”。

父母经不起劝说，还是南迁了。初来乍到，“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还真不少。父亲在家中收集的生活垃圾总不知该放哪儿，母亲总习惯把门口的保安当作单位保卫科的人员，居住一段时间之后，这对岁月老人很快克服了新环境带来的不适，把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打理得有滋有味、星月有光。

  春天，他们牵手在小区里散步，围着花草树木辨认着它们的名称、科属。夏天，爸爸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妈妈看淇河里晃动的夕阳余晖。秋天，他们喜欢踩着满地的落叶欣赏喜鹊下地觅食，看风筝满天。冬天，老妈戴着老花镜在暖气屋子里为儿孙们纳鞋垫，老爸到小区的凉亭里寻找“丝竹之乱耳”。他们有时也怀念老区的家属院，那是对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怀念；也回忆曾经的星期天打煤球、冬季储存大白菜，那是对自己青春时光的特殊依恋。某一天我下班归来，老爸坐在沙发里问我：大街上写的“建设品质‘三城’”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这个话题很厚重，想了想告诉他：品质“三城”就是比生活小区还要高一个档次的城市环境。

老爸一听乐了，眉宇间充满了憧憬。

  （作者单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