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共和国元勋的儿女们小时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时的情景，第二排左数第三人为朱德之女朱敏。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在“5·9”前夕，我们特地采访了一些曾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老人。而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感，与今日和平岁月里的一切相去甚远。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希望与读者朋友一起了解：为什么俄罗斯要如此隆重地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俄罗斯为那场战争牺牲和付出了什么？那场战争与中国的交集又在哪里？

重返

  5月6日，78岁的赵绮莲将飞往莫斯科，参加由中俄民间组织举办的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她还将作为“抗联”（东北抗日联军）后代与俄罗斯老兵座谈。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次旅程，赵绮莲最期待能在莫斯科现场感受俄罗斯胜利日70周年阅兵的盛况，她说：“以前历次阅兵我都会在电视上看，我非常喜欢，那代表了俄罗斯的一种精神。”

赵绮莲的父亲是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史称“9·18宣言”或“9·19宣言”）的起草人赵毅敏。赵绮莲曾经对俄罗斯和莫斯科再熟悉不过。生在莫斯科的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一批背景相仿的来自各国的共产党革命领导人的后代一起，被送往莫斯科以东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抚养，直到15岁才回到祖国和父母身边。

记者关健斌2007年探访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后曾描写道：在教学楼主入口的右侧，镶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牌，上面写着：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们，创建了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

开战

  肖苏华是赵绮莲在苏联时的“发小”之一，“苏联和中华”是肖苏华名字的由来，带有典型的那个年代”的印记。一岁多的时候，肖苏华便离开了投身革命和抗日事业的父母，被送到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他说：“那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是我的同桌，同班的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等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巴巴罗萨计划”为代号，集结了300万兵力，出兵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此打开。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德军进展迅速，一路东进，逼近莫斯科。在这样的情势下，肖苏华、赵绮莲等在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市。

刚到伊万诺沃儿童院不久，因为战争初期德军节节进逼，离莫斯科只有300公里的伊万诺沃也面临着战火威胁。还要往更东的地方去——儿童院的孩子们又面临着再次撤离。赵绮莲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打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出发。”但这次撤离并没有成功。“因为要运送战争物资，许多工厂、企业也都在向后方转移，火车等交通工具非常紧张。因为等不到车，我们只能留在儿童院。”同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长大、当年6岁的任娅回忆说。

战时

  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娅，对战前战后差别甚巨的生活条件有更多感触。她说：“卫国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生活很好，一天吃5顿饭，加餐有牛奶、饼干和点心。”但在战争爆发后，“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普遍的记忆。

“伊瓦诺沃市的人民对外国孩子很照顾，尽量保障我们最基本的食品供应。”赵绮莲说，即便这样，儿童院近200个孩子的生活需求还是无法满足。肖苏华则回忆说：“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能吃100克黑面包。”男生总是吃不饱，女孩子有时候会留一口面包皮等饿的时候吃，但是留不住，半路就被男生抢走吃了。

冬天供暖是另一个问题。“战争开始头两年，因为缺少燃料，儿童院常常无法供暖。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窗户上结着冰，连墨水都结了冰，我们睡觉都穿着大衣。曾经有人给了学校几百立方米的木材，但校长把它们都卖了，因为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赵绮莲回忆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开垦菜地，自己去砍伐木材。”

种菜也是这群“小不点”共同的童年记忆。任娅说：“胡萝卜、土豆、黄瓜、西红柿……各种各样的菜我们都种过。大些的孩子晚上还要看护菜地，睡着了没看住，一些土豆会被同样饥饿的老百姓挖走。”

斯大林格勒

  在严酷的战时，赵绮莲跟所有人一样期盼着胜利。但现实是残酷的。“那时候经常开会讲形势，比如红军打到哪儿了。头两年，我们听到的是红军节节败退、不断后撤。斯大林非要保住基辅，结果在基辅被俘的红军就有60多万。再后来，白俄罗斯丢了，乌克兰丢了，德军一直打到了高加索。我们听到前线失利的消息都受不了。到了1943年、1944年，形势才有所好转。”

赵绮莲所说的“形势好转”，转折点是广为人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有分析家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意义远超诺曼底登陆战役。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在《斯大林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令欧洲的所有德占区欢欣鼓舞，对提升苏联和同盟国士气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他还引述了1943年2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这次战争中代价最高也最顽强的战役。那里进行的殊死战斗，也许最后会成为这次漫长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之一……在战争的强度、破坏性和残酷程度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无与伦比的。”

胜利

  随着战争形势的扭转，1944年6月6日，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部队组成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法西斯德国覆灭的进程。此时，苏军已在东线独力对抗德军3年之久。

1945年5月9日，苏联人期盼已久的“胜利日”终于到来。

“战争结束那天，大家都来到镇里的大广场庆祝，一些妇女泪流不止、泣不成声。”赵绮莲还记得当时她居住的小镇庆祝胜利时的情景。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整个镇上几乎没有有健全男人的家庭，男人们要么牺牲在了战场上，要么是瘸腿或断了胳膊。可见，即便是在后方的人民，对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杰弗里·罗伯茨在书中引述了亲历者的回忆：“那天晚上聚集在红场和周边的有两三百万人之多，他们在街上又唱又跳，所有的官兵都在拥抱、亲吻。他们都陶醉在幸福当中。”

回望

  70年之后，回忆那段战争岁月，赵绮莲表示，因为年龄太小又在后方，当时对战争并没有太多恐惧。

类似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心态和感觉，也出现在另一群孩子——“敌军”德国孩子的身上。曾在二战东线战场作战的德军士兵盖伊·萨杰在其回忆录《被遗忘的士兵》中写道，1944年9月，在德军大势已去、他随部队拼命撤离的途中，他看到一支“在最后时刻被组建起来的部队”，在那支“部队”里，一些人已经60岁开外，另一些则在13岁至16岁之间。这些男孩子穿着显然是匆匆拼凑而来的军服，手里的步枪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即将要面对的不可想象的恐怖，而是依旧像所有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嬉戏着。

盖伊·萨杰注视着“这些孩子童年最后的时刻”设问：“全民皆兵的战争，会把这些孩子都吞噬掉吗？德国这样做，是出于英勇或是出于疯狂？谁能够评判这样的战争和牺牲？”

肖苏华早就过了“不知愁滋味”的年龄。她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说：“可怕！今天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望，战争无疑是可怕的。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们是在战争的前方，说不定就活不到现在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苏联红军编制中的中国军人

苏联卫国战争进行之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艰苦之时。

1943年前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新来了一批年轻力壮的中国人。他们是从中国东北地区撤退到苏联的抗日游击队。事实上，这是一支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军区，由苏联、中国和朝鲜军人组成的特殊部队——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独立特别旅（简称“国际88旅”），其中的中国游击队从1940年起就陆续撤往苏联。

抗联历史发烧友安然对记者说，他从三十几岁开始研究“国际88旅”，多年来，他从父辈的战友那儿获取了很多史料。

安然介绍，1940年，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达到12个师团、33万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则由原先的3万余人减少到不足2000人，抗联部队高级指挥员相继战死，难以避免被日军剿灭的困境。在生死存亡之际，抗联主要负责人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于1940年3月19日来到苏联远东，与远东边防军举行了双边会谈。当时的苏联部队接纳了这批来自中国的“盟友”。双方商定：苏联不干涉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的内部事务，只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苏共边疆党组织和苏联远东红军对东北抗联的指导与援助关系。1942年8月1日，东北抗联教导旅正式被授予“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独立特别旅”的番号。

从1940年开始，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在远东的乌苏里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建立了两个野营，即南野营与北野营。现已90高龄的张正恩曾是北野营的一员。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此前，“国际88旅”不断潜回中国东北地区开展了大量情报侦察工作。张正恩就多次参与过侦察小分队。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军发动攻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防御体系资料图册，资料情报大多来自“国际88旅”的侦察。

也是在1945年8月9日这一天，“国际88旅”旅长周保中中校在北野营全体大会上通告大家：从现在起，大家要同苏联红军一起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随后，164名抗联指战员被派到苏军第一方面军；80名抗联指战员被派到苏军第二方面军；另有100名抗联指战员被派到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作为先头部队执行战斗任务。战争依然惨烈，张正恩回忆说：“我的右眼球没了，脑子里现在还有弹片。”

如今，那段尘封的历史已经少有人触及，“国际88旅”的老兵也逐渐凋零。据安然统计，“国际88旅”里的中国老兵如今仅有10位在世，且都已年届90。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