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坦克驶过南京街区

  日军在下关等地俘虏了很多中国军人，里面那些青壮年士兵，有的是南京城里卖茶碗的小贩，有的是流浪汉。图为日本士兵在战壕里对被俘的中国士兵进行刺杀，其他日本士兵则在观看。

  日军占领已成为废墟的中山门。南京的城垣阵地多被摧毁才遭占领，显示了中国军队抵抗的炽烈。

□王洪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成立了“满洲国”；还占据了华北北部，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这里作为全面侵华的进攻前进基地，以武汉为目标，形成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沿三条线南下：中线平汉路（北平—汉口铁路），西线平绥、同蒲路（张家口—大同—太原），东线津浦路（天津—南京）。

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蒋百里等，在1934年、1935年间，与德国顾问冯·塞克特、法根豪森等，有过长时间研讨。法根豪森判断日军的战略进攻将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击河北至郑州方向（即平汉路）；第二路攻击山东与徐州方向即津浦路）；第三路进击长江，攻击首都（即南京），沿江溯攻武汉，并认为该路为日军兵力最多之路即主要进攻方向）。法根豪森的建议和分析为蒋接受，即以京（南京）沪（上海）作为主要前哨阵地，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其中以武汉作为战略枢纽），以四川作为抗战总根据地，沿长江节节抵抗。这一防御设想体现了蒋“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思想，在战略退却阶段与毛泽东“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枪炮声近了

中方工事还在整修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上海—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那么战前沿此线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建设好，并能充分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分析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查勘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于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

复廓阵地、外围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很好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儿；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不是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就是进驻不了工事，还有的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有等于无。

要知道蒋介石早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没有预定撤退方案

大量军民惨遭屠杀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使中日战略力量彼消此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按照上述战略总方针，“以长江作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那么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战场的作战，与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性质都一样，都是换取“时间”的“空间”，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而不能严防死守，与敌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战局面前，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决断犹豫，严重影响了南京的防守和守军的撤退，造成重大伤亡。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建议，为维护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政治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1至2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对“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意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

计划如同废纸

撤退变成溃逃

  12月12日，日军对南京攻击达到最高潮。中午前后中华门首先失守，南京城防全线动摇，唐生智意识到按原计划14日晚撤退已来不及，遂决定提前至当晚撤退。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宣布了蒋介石11日晚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部署撤退计划。其要点是“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其实质是要求各部队以攻势行动，利用进攻之敌间隙，敌进我进，从正面突围，突围后转进皖南山区。笔者认真研究了命令“附纸”，其为各部队规定的“突围地境（即突围方向、地段）”、“行军地境（即行军路线）”和“到达集结地（即行军目的地）”，应该是可行的，突围部队经过努力，大部是可以完成的。尽管执行这一命令有困难，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可惜兵败如山倒，计划如同废纸。

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第36师未及时接到开放通道的命令，仍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开枪射击，被击杀、踩踏、拥挤伤亡惨重，甚至有装甲兵团坦克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碾压而过。

本来组织突围、撤退比组织进攻、防御更难。因部队士气低落，建制不全，协同混乱，继而形成溃逃。唐生智“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下达后，已指定各部队撤离时间、路线、集结地点等。如各部队严格按计划执行，就不会造成兵败如山倒式的混乱，非战斗伤亡会大大减少。但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后，又考虑到第88、87、36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唯恐按指定路线突围损失太大，要受蒋介石责备，于是违背书面命令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自然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在江东门、下关、燕子矶沿江一线溃兵与难民挤作一团，在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10万官兵，与20多万难民被日军俘虏、惨遭集体杀害，令人痛惜不已。如今这几个地点，都是主要殉难纪念地。（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