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民

  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常会有说书的来到村里。他的到来会让小小的山村沸腾起来，大人小孩儿争相传话，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吃过晚饭，村民们便扶老携幼地赶往打麦场，去聆听那天籁之音般的说书。

说书人大都是从遭了灾荒的地区来的，背一把用帆布包裹着的二胡，再提上一个装了锣鼓之类的黄布包，两三人至多四五人一起进村，抑或其中会有一位瞎子，或者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俊俏姑娘。这些人一般都是面带菜色，神色疲惫，进了村就打听生产队长家在哪里，然后就到生产队长家里软磨硬泡地要求演出，报酬相当低廉，也就是吃上几顿饱饭，最后再给些粮票或者少量现金，晚上睡的时候随便找个喂牲口的地方就可以将就。由于这些报酬生产队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村里无论男女老少、文化深浅的人都能听得懂说书，社员们对此也都很乐意，生产队长也就只好答应了。

那时候村里没有通电，生产队找来几只便壶，在里面灌上煤油，放入一截棉绳，点着了，打麦场一下子被映得通红。“咚咚咚”、“锵锵锵”一阵锣鼓声起，这叫“闹场”，大抵相当于现如今电视剧开始前十几分钟的广告，其目的可不是为了赚取广告费，而是为了召集村民们抓紧时间去听说书。看到人到得差不多了，还要说上几个小段来，自然都是些小笑话，刹那间让打麦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男女老少都笑得前仰后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大实话》，具体内容是：“说的是，吃过饭当下不饥，往东走腿肚朝西，东屋有灯东屋亮，西屋无灯黑咕咚，堂屋有人会说话，南屋没人不会吭。”另外一位说书人就要出来打岔，说：“说的是，吃过饭当下还饥——没吃饱，往东走腿肚不朝西——是个拐子，东屋有灯东屋黑——没有点着，西屋无灯亮通通——放着夜明珠，堂屋有人不会吭——是个哑巴，南屋没人会说话——开着收音机。”听到这里，村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说完小段，说书人就要征求生产队长的意见，队长说：“中了，不等了。”于是，说书人就拉起二胡，用脚踩动锣鼓，仰着头作陶醉状，要是个瞎子还要翻动一阵眼睛，好一阵卖弄，让人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了，才敞开喉咙唱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说书的一开唱，打麦场就安静了下来，大家伙儿全神贯注地听着。唱过一段，还要说上一段，内容大都是唱词的翻版，但听说书的人一点儿都不感到厌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等，这些文学作品经过说书人的艺术表现，犹如“昨日文人眼中字”，也“飞入文盲百姓耳”了。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有人打起了哈欠，小一点儿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说书人把醒木一拍，说道：“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给了村民一个悬念，第二天只好纷纷央求生产队长留下说书人继续说了。每次听完说书后，我的耳边还仿佛萦绕着说书人悠扬的伴奏和醇厚的唱腔，还在为主人公的生死祸福担忧着，好一阵子难以入睡。

三十多年过去了，电影、电视、互联网都已经普及了，但那种听说书的幸福感还深深地存在于我的记忆深处。我对文字和文学的兴趣，也是受了那些说书人的启蒙。这种美好的记忆和感恩的情怀，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