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当一些治理者在随性执法中羞辱公民尊严时，其实更是在羞辱自身。

按照当地官方表述，涉事城管“暂扣”毕国昌的自行车，乃是“依据三亚湾相关管理规定”，即便有错，也只是不够人性化”。可粗暴地顺带“没收”了游泳者衣物，让一个“候鸟”老人袒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来来回回游走于海边、闹市、政府，并“裸奔”几个钟头，其粗糙执法行为的后果仅是所谓“不便”吗？即便依照城市管理规定当事人也有违拗越界之处，管理者应当依法执法，带走“违停”车辆前尽量告知被执法人，若非扣押不可给出扣押单。又何至于大动干戈，让其落到无衣遮羞的尴尬境地？

退一步讲，当事人后来几番申诉、反映后，若相关部门能迅速行动，尽快将衣物等还给他，或许也能让事情有转圜余地。可不论是他事发后多次致电市长热线表达诉求无果，还是到市政府院内求助后遭有关城管队长爽约，都以救济渠道失灵加深着这种羞辱。

由此可见，问题根源并不在于什么“人性化执法不足”，而在于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其对公民造成的伤害也不是什么“不便”，而是种尊严辱没。这也是为什么该事件能引发舆论共鸣：尊严之于人，正如生命一样宝贵。我国宪法早已明确，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而没收衣物式的执法，客观上就造成了对尊严的羞辱。

任何执法，都该有着对权利的尊重。若一些治理者在挤压公民权益问题上少有忌惮，在处置侵犯公民利益的问题上又明显乏力，那公民“身心被羞辱”之下，也会以不信任或声讨方式令其吞下“羞辱”之果。（据12月8日《新京报》）